第四次全球化:“严守国家门户”与主要三条线上的“世界经济战争”|老赵万言书

|老赵 2018-04-10 09:28:27 1111 来源:荣格财经
摘要:再看区块链(不是狭隘的“币”)之于中国道路的意义,显得更加的有思考价值。百家争鸣,共同探讨。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于4月8日正式召开。开幕当日,论坛同时发布了三大学术报告——《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2018年度报告》《亚洲竞争力2018年度报告》《新兴经济体发展2018年度报告》。其中,《新兴经济体发展2018年度报告》强调:“由此可见,当前以E11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拥有良好的经济增长表现。但是,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青年失业率、收入分化、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公共和私人债务、金融泡沫以及特朗普税制改革的溢出效应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不可忽视。同时,外需能否持续增长、投资增长动能能否重塑也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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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贸易战期间,世界经济秩序也在重新建构中,此次博鳌亚洲论坛备受关注。而中国新动能也牵扯到整个全球的经济秩序和未来。在其中,中国积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等,开启数字经济浪潮下的中国新动能,希翼一个世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


在这种大时代与大背景下,回头再看区块链(不是狭隘的“币”)之于中国道路的意义,显得更加的有思考价值。百家争鸣,共同探讨。


本文节选自全球全时区全形态区块链专业财经媒体&全球区块链经济人社区荣格财经(ID:jundmedia)首部智库报告书面成果《第三次秩序革命:区块链的终极命运、新世界体系与个体的繁荣》,著作者为荣格财经发起人、总编辑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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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12000言,建议收藏阅读。


一、从太监的远航与明朝的迷失说起


600多年前的7月,绵延几千前的中国,正是朱家天下。这一年,恰是明永乐三年,明成祖时期。


同样是在这一年,一个关于中国太监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开始了。这个故事,在后人史料记载,真是宏大——从1405年到1433年,刘家港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郑和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远航船队,访问了许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联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七次。


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郑和在船上因劳累过度过逝。民间故事《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保太监下西洋。根据史料记载,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阿拉伯国家)、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红海、麦加(伊斯兰教圣地),并有可能到过今天的澳大利亚。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

尽管这个故事同样令中国人念念不忘,但与西方的航海家哥伦布、伽马、麦哲伦相比,的确有着天壤之别:中国并未随着郑和下西洋而真正的睁开眼看这个世界,更谈不上“地理大发现”,从而也失去了经济发展的进一步的契机;而西方则随着一些航海家的行为,实现了“地理大发现”,即194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947年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发现欧洲通往印度航路、1519-1522年麦哲伦的第一次真正的环球航行,等等。也由此,中国开始落后西方;与此同时,中国还始终深陷于天朝威武的自我感觉良好之中,而不知“落后就要挨打”的危险。


按理说,“地理大发现”的荣誉本来属于中国,但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正在迷失中,中国并未因为有郑和的七次下西洋而实现新的跨越,反而不及700年之后的西方航海家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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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大跨越的一次最佳契机,但由于其航海的目的不同,最终导致了结果不同:郑和下西洋,根本的目的是政治利益至上,即主要是宣扬明朝国威,还有一说法是,明成祖为了寻找可能流亡海外的建文帝(军事目的)。于是摆谱、宣扬天朝国威、展示实力等等,自然成了主要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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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的李约瑟博士估计,1420年间中国明朝拥有的全部船舶,应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今天的西方学者专家们也承认,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


但正是由于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没有发动民间的商业贸易,全部的开支都依赖明朝强大的国力来支撑,没有对中国带来什么经济实惠,于是,明朝全盛时期过后,再也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这项庞大的工程了,下西洋随之停止。随之,中国也与世界“失之交臂”。


而西方的航海家与之有着本质的不同,即始终以经济利益至上,最终通过航行,欧洲人的远航将原本分散的世界各大洲连成了一个整体。而美洲大陆的发现和亚洲新航路的开通,适应了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所以紧随”地理大发现“之后就是西欧各国对美洲大陆和亚洲以及非洲等地的经济利益的攫取,并建立了殖民体系,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快速,而政治利益也相应得以保障。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仅仅一两百年,整个世界的格局就发生了第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文明开始取代亚洲文明,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也随之形成。


四百多年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各国无情地洞开。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接着一直持续了几百年。而资本主义在中国更是无从谈起,中国的商业文明也无从建起。古老的神州大地,在历史的叹息声中,走向了一次次没落。


以史可鉴未来。


历史行进到60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重新被提及,并成为中国梦。相应的,中国已经在【大战略】上快速地布局着,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这显然都是需要一种胆识和气魄,以及大格局。


整个世界正处于新旧秩序的交替之间:旧秩序的根基正在发生着摇晃,而新秩序的建构正在量变中。“稳定的世界体系正变得岌岌可危。”《第七感》的著者雷默如此忧心忡忡。在他看来,“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受到冲击。


雷默在他的《第七感》一书中这样写道:


几百年前,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的力量动摇了旧秩序的根据。自由、解放思想、科学、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些强大的理念层层递进,相互促进。


它们像潮汐一样,冲击着王国体制和欧洲的信仰,在革命、创新、毁灭与创造的过程中终结了一个时代,并开始书写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这些力量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现代社会:火车串联起新的市场,科学将生命延长了两倍,民主解放了政治。


在这无法抵抗的压力面前,鸿沟产生了,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现代经济学家称之为“收敛俱乐部”的国家和民族。他们熟练运用时代工具并将其改良,使国家工业化、民主化、科学且富有。他们将国王和封建君主的时代、炼金术士和大祭司的时代抛诸身后。而世界的另一边则是“趋异俱乐部”。这些国家错过了本质转变之机,陷入困境。陈旧的观念、无用的权力习惯、无法逃避的历史——种种桎梏使他们无法完成突变达到更高级别的新平衡。


对于中国、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和非洲而言,真正完成现代化的飞跃是相当困难的。时至今日,他们仍在艰难前行,意欲赶上。


中世纪以后的数百年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重大变革。今天,我们处于又一次变革的初始阶段,这次变革有可能比上一次更要影响深远。


……随之而来的便是革新性的融合——这完美地诠释了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变革的精髓……不断拓展且密布的网络可以被影射,当所有网络汇集到一起时,就形成了“网络力量”。


这里所说的“网络力量”不仅仅指互联网、Twitter或虚拟货币,例如比特币(尽管它们也是某种网络力量的表现形式)。网络力量的词义更广,它代表着一种潜在的全面掌控,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生事物,将几十亿相互连接的人和几百亿相互连接的传感器、机器包含其中……级联效应、急速蔓延效应和交互作用在网络上随处可见,在种种效应的碰撞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革新,如遗传学与数据库的结合、恐怖主义和移动讯息传输的交织。


雷默说,研究网络的科学家将这种改变成为“爆炸渗流”,即系统迈向连接的临界点时,其本质发生的瞬间转变,就像前一刻是还可以喝的水,下一刻就结成了冰。


“未来,我们在安全、金融、政治领域面临的正是这种相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进入的时代将不同于即将逝去的时代,正如启蒙运动时代不同于中世纪一样。”雷默说,人类需要新的感知能力。


而在区块链大爆炸时代,这种能力更加的难能可贵,它决定了是否可以占领“战略制高点”,这非常的重要。


一个国家在全球新秩序建构中,更需如此。中国已经当仁不让。


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数据库,区块链大爆炸时代已然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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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6日,中国最具权威的官媒人民日报在经济周刊版整版发文区块链。这组文章包含了《三问区块链》、《抓住区块链这个机遇》以及《做数字经济领跑者》这三篇文章。这组由人民日报记者、专家们撰写的文章非同一般,尤其是在“两会”前夕,释放出的信号非比寻常:


第一,鼓励区块链应用及案例。


人民日报的专题文章强烈释放出了至少五大应用是值得肯定和探索的——金融、公益、监管、打假等领域。在这些应用领域,有哪些案例和企业是人民文章特意点到的?


1,支付领域:为解决金融机构间对账成本高的问题,2016年8月,微众银行联合上海华瑞银行推出微粒贷机构间对账平台,这也是国内首个在生产环境中运行的银行业联盟链应用场景。


2,公益领域:蚂蚁金服涉及区块链的首个应用场景就是公益,帮助一群听障儿童获得一笔善款,然后运用区块链技术促进公益更加开放透明。


3,打假领域:蚂蚁金服将区块链技术用在了正品溯源上。目前,已有部分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海淘商品比如奶粉,用支付宝扫一扫,就能知道是不是正品。


4,监管领域:2017年金融区块链合作联盟(深圳)发布的《金融区块链底层平台FISCO BCOS白皮书》认为,区块链为金融监管机构提供了一致且易于审计的数据,通过对机构间区块链的数据分析,能够比传统审计流程更快更精确地监管金融业务。


第二,区块链处于哪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都是怎样的情况?


1,非常早期阶段。


2,何种创新?区块链是属于技术创新。区块链概念目前存在虚热,不是热在拿技术解决现实问题,而是热在集资圈钱、炒作估值,尤其是热炒的绝大部分所谓ICO(首次代币发行)都是集资工具创新,跟技术创新无关。“判断是技术创新还是集资创新的依据其实很清楚,即是否以信任为始,是否通过解决信任问题创造了实际价值。”


3,关于监管。对于目前的区块链热,监管部门应更主动地介入,区分是技术创新还是集资创新,鼓励政府组织、有公信力的专家、行业参与者共同帮助公众辨识,全面遏制区块链名义下的集资创新,让ICO实际控制人必须为集资行为承担责任。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加强相关法律政策制定等。


4,相关政策。建议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做法,结合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情况,及时出台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扶持政策,重点支持关键技术攻关、重大示范工程、“双创”平台建设、系统解决方案研发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同时,建议国内重点企业、科研、高校和用户单位加强联合,加快共识机制、可编程合约、分布式存储、数字签名等核心关键技术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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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当天上午的记者会上,针对区块链,数字货币及其相关的金融监管发表了讲话。周小川认为,数字货币发展有技术上的必然性。未来可能纸质、硬币这些会逐渐缩小,甚至不存在。要慎重发展数字货币。研发数字货币要经过充分测试,可靠后再推广。


周小川明确说,不太喜欢创造可投机产品,要强调服务实体经济,数字货币要考虑给消费者零售市场带来效率低成本和安全隐私保护,要考虑大局,不要跟现行金融稳定、金融秩序直接冲突。


在数字货币上,周小川坚定了数字货币替代是M0。未来数字货币的发展或替代纸币。但现阶段数字货币已在测试阶段,推广时间要把对现有体系冲击降到最低才能推广。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周小川的重要讲话中,至少透露出三个方面:


一是,对于比特币,不认可,这是旗帜鲜明的定调。

二是,只要是不投机的,是可以创新的,先看看,动态中观察和再判断决策。

三是,有了原则和底线的同时,还能留有空间。


随着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表态定调以及此前央行先关官员的发言,以及《人民日报》此前的三问区块链,央行有关数字货币的路线图愈发清晰。“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共识”——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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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绸缪,中国央行在区块链专利技术方面,也“跑在了前面”。


根据2018年一季度期间PRdaily中文网与incoPat创新指数研究中心联合发布“2017全球区块链企业专利排行榜(前100名)”,三家“央行系”全球专利总数达68件,远超阿里集团的43件,位居世界第一。


据悉,数据范围为2017年全球公开公告的专利数量,数据提取时间范围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其中,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申请的区块链专利数量为33件,排名第三;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科学技术研究所区南专利数量是22件,排名第八;此外,央行下属企业中钞信用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位列18名,专利数13件。


不过,美国区块链技术投资最高,占世界支出总额40%以上。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一份报告称,与2017年全球在区块链解决方案上支出的9.45亿美元相比,2018年到目前为止,区块链支出总额已经达到了21亿美元。IDC预计到2021年支出总额将达到92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为81.2%。报告指出,美国在区块链技术上的投资最高,占世界支出总额的40%以上。西欧、中国和亚太地区的其中之一有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区块链投资地区。


整个世界围绕区块链的“监管”与“赛跑”正成为两个持续不断的主题。这个主题,恰恰事关新世界体系中“中国的新位置”。


二、 “严守门户”与主要三条线上的“战争”


《第七感》的著者雷默说,“严守门户”是世界各国一直在做的核心事务。


在我看来,这“门户”主要是货币金融、世界贸易和产业分工这三个方面。背后则是思想市场。


2018年3月份,《经济学人》的一期封面文章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进口钢材和铝加征关税是对全球贸易对威胁,但这还只是开始。


《经济学人》称,特朗普几乎算不上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首位美国总统。自卡特以来,历届美国总统都对外贸(通常是钢铁外贸)实行某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限制。特朗普对进口钢材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本身也不会破坏经济:二者仅占去年美国2.4万亿美元进口商品的2%,相当于GDP的0.2%。如果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仅限于此,那么这只不过是一幕毫无意义的自我伤害。然而事实上这有可能成为一场灾难——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灾难。


不知中美贸易大战最终发展到什么样子,但随着数字货币时代的到来,新的货币金融“暗战”已经打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错过,包括连年被经济制裁的委内瑞拉亦是如此。还有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


至于产业分工,中国显然正在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物联网等摆脱低端制造业的劣势,回到产业链分工的最上端。这可以从中国2018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显感受到这样的“信号”。中国开启“新动能”。


2018年3月5日,人工智能再一次出现在国家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强调了人工智能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机遇。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人工智能,还是指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直到2017年7月国务院正式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才把人工智能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发展壮大新动能,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人工智能的表述发生了略微变化。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创新点是: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措辞又进一步发展到“加强”,这显示出 2018年将是人工智能应用大规模落地开花的一年。


按照雷默的定义,“严守门户”是指重建与发展安全的、精心设计的国际社会,以管理从贸易到网络信息再到科学研究的所有事物。他说,如果要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从一开始就必须意识到我们周围的一切现在货不久的将来都将连成一体。对连接的需求,正是旧系统崩溃、新系统大量出现的原因。


其中,在接下来的10年左右,大部分纸钞和铸币将消失,或者将被数字货币率先取代,然后被全新的货币流通形式所取代,这是为了一个以”比特“为基础交易的世界而建立的流通形式。


**“一个以手机和虚拟银行注册入口的世界将很快清除原来腐臭的纸质现金经济的残余。一个人把钱从一台机器上取出来给另一个人,然后由那个人再次通过另一台机器放回去,这种奇怪的行为将要被替代成更简单、更强大的方式:按键支付……这种数字货币不仅是印刷钞票的数字版本,最终,这种类型的钱将只存在于比特币中。”


雷默预测道:比特币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在未来定将拥有一席之地,但是另一种数字货币也将出现,并且它会把自己构筑成一种“门户领域”。**


早在很多年前,当“金本位”终结之后,关于货币的“信用价值”的背书——美元,其实早已经有其形无气质。而比特币的出现,则让美国为核心的世界金融秩序出现了“摇晃”。


委内瑞拉开始率先以“石油币”的形式来“造反”。今后的类似的“造反者”,委内瑞拉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历史学家斯密特这样说:“每一个新的时代和每一个民族共存的新纪元都是建立在新的空间划分、新的领地圈占和地球上新的空间秩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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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的政治家们,都不会对“门户领域”放松警惕和要求,反而会盯得很紧,用他们一贯的敏感的嗅觉和感知。而贸易、货币与产业分工,则是其中的三条主要线。这其中,伴随着技术、信息、彼此同盟以及新的秩序框架提出等。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提出,就是如此。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的政治秩序也与以往有了明显的变化——大国的政治家们变得新威权主义,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如此。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有相同之处,也有各自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随着世界类双重运动的趋势,世界各国都将“政府的干预”开始放在台前。


我之前曾在第一财经上撰写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国似乎正酝酿着两种行动:


一种是必须坚决打破垄断利益集团,首当其冲的就是一定要解决那些垄断大国企的“垄断利益”态势,分化与重组,如此才能不成为中国继续改革的羁绊;毕竟,之前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建立在相对市场调节基础上的,还有国家保护的因素在其中起关键性作用。


另一种则是在通过市场改革来达到一种效率的同时,必须要重视公平——因此,政府的有效干预与国家保护的行动就会出现,比如,《新劳动法》就是一个明证。但问题是,公平与效率如何兼顾呢?这似乎是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的最最核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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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双重运动”是著名社会学家博兰尼(Polanyi)提出的。在其名著《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中指出,在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之前,经济活动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被社会关系所支配和决定。


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经济活动在社会关系中居于决定性地位,市场将劳动力、土地、自然等一切都商品化了,金钱成为万能,从而使劳动者和自然环境失去了社会的保护。


放任市场经济必然引发反向运动,社会的力量阻止自由市场对人及其社会关系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于是,在纯粹的市场经济里,双重运动 (double movement) 同时存在:


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运动,市场扩展到全球的所有角落,市场中商品的数量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比例增长;


另一种是反向的社会(劳工)自我保护运动,以免遭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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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种运动的主角是资产阶级,后一种运动的主角是劳工阶级。博兰尼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德国法西斯崛起等都应该从“双重运动”中寻找原因。


“双重运动”的出现,使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成为必要。政府干预主要表现在为社会提供福利,通过其主导的再分配缓解社会矛盾,提供劳工参政的机会,从而不同程度上解决“双重运动”的问题。


而对于全球金融危机之中的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政府的积极干预又重新走到台前,似乎也脱离不开双重运动的思维圈子。而一些企业被重新收归国有,比如英国伦敦皇家银行等等,也似乎在说明政府意志和市场精神的一种重新博弈和平衡。这种情况到底会产生一种怎样的结果,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但对中国而言,尽管我们不能照搬双重运动的理论思维来审视,可我想可以说——类“双重运动”吧:一个是强调效率,另一个则是保证公平。效率与公平能否相得益彰而不是彼此悖论?当一个国家已经连续用很多年以“三驾马车”(股市、楼市与车市)来刺激增长之后,下一步该如何呢?


同时,又面临着世界新秩序的建构时期,以及世界各国间的新冲突、新融合、新协商,中国梦的机遇与挑战也皆来自于此。


三、中国城市:争锋区块链世界第一城


立于江南的杭州城再次让人们刮目相看。这座有着悠久历史和美丽水乡的城市,将加快区块链这一未来产业的发展,它用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向人们表达了一座江南之城的区块链世界之愿心和力度。


杭州市政府明确:区块链的地位仅次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居于“量子技术”之前,位列第三。在全国,杭州率先发声并将区块链的发展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往未来之心和创新果敢之态可见一斑。


2018年2月4日的这一天,杭州市两会如期进行着。杭州徐立毅市长在当天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8年,杭州将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加快动能转换和结构调整,“加快培育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量子技术、商用航空航天等未来产业,从而实现聚焦创新驱动和结构优化,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这是中国省会城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并重点表达了对区块链的“渴望”和“雄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天,不管是对杭州市而言,还是对中国而言,都是如此。


一座历史名城,积极主动的拥抱一个新的世界,显然需要的是胸襟、格局和敢于创新的活力。杭州市显然正在走在中国城市的前列,并致力于从互联网电商样板到区块链行业样板的“杭州新之梦”。


早在2017年这一年,杭州市就已经“马不停蹄地赶路区块链”。这一年的4月,杭州市政府就联合主办了2017全球区块链金融(杭州)峰会,首开国内政府层面主办区块链峰会之先河。


杭州市副市长陈新华在会上表示,“杭州作为全国第十个GDP总量超万亿元的城市,将为区块链产业提供养分丰厚的创新发展的土壤。”在这次大会上,杭州推出国内首个区块链产业园,产业园区所在地——西湖区政府还出台了《关于打造西溪谷区块链产业园的意见(试行)》,根据政策,入驻企业可享受房租补助、税收优惠、科技成果奖励以及人才扶持政策。


杭州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优秀区块链企业与项目,在抢占区块链发展高地上,杭州与北京、上海、深圳同处第一阵营,被业界公认为“中国区块链创新城市四强”。但杭州市显然并不满足于此。


根据36kr的相关报道信息显示,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包括浙江省委政研室、杭州市委政研室、市金融办、市经信委等多家部门密集调研区块链产业,知情人士透露,现场调研的官员对区块链这一新兴产业“非常熟悉”,调研细致入微,并与技术开发人员进行了深入探讨,有官员在现场表示,政府不能错失区块链发展机遇,并相信浙江未来会出现区块链行业的“阿里巴巴”。


媒体引述杭州区块链技术与应用联合会秘书长王雷的介绍,杭州发展区块链的优势总结起来有“四个多”,


首先是政策多,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2018预计会密集出台诸多政策,另外政府正在酝酿打造“区块链小镇”,政策倾斜力度十分明显;


其次是资本多,去年夏天杭州曾举办过一场“资本相亲会”,7个区块链创业项目吸引了本地14家投资机构到场,有媒体用“狼多肉少”来形容现场火爆气氛;


再次是企业多,杭州区块链从业企业超过30家,涉及区块链各个环节,已形成颇为完整的生态圈;


最后是人才多,浙江大学毫无疑问已站在国内区块链技术研究的最前沿,依托浙大,在行业人才十分紧缺的背景下,杭州依旧保持着明显的人才优势和创新能力。


不能不说,杭州的“区块链”气质雏形已成。


偏偏不是北京和上海,也不是深圳,而是杭州这座吴侬软语之城?


在多数人眼里看来,杭州的确是一座有关女人和水乡的城市。“中国最女性化的城市当然在江南水乡。其中最典型的似乎又是杭州。”这是网上流传的有关易中天描述杭州印象的一篇文章里的首先就提及到的文字,不知真假。在这篇文章中,易中天说,提起杭州首先想到的就是女人,比如西施、白娘子、苏小小、冯小青,等等。一提起杭州的景物想到的也是女人,比如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曲院风荷、柳浪闻莺,等等。当然还有雷峰塔和洛神越剧。无一不是女人的美。杭州是女人的天下。杭州是女人的世界。


可如今的杭州,在有着女人细腻的同时,并没有故步自封、“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早已经主动蜕变,“出落得大大方方”,不仅开眼看世界,还以活力之面貌握手世界潮流和创新实践——杭州的“城市人活跃度”不一般,被称为深夜里最High的城市。


不安分的城,不安分的人,让杭州这座江南之城有了勃勃生机。第一财经有关《338个中国城市全新分级,谁是“新一线”?》的调查报告显示,除了开放的商业体系,人对城市的发展也非常重要。


新一线在这份子榜单中综合了滴滴出行的渗透率、移动设备的活跃时间、地铁的通达度、京东的订单指数和LinkedIn的活跃用户数据制作出“城市人活跃度”指数。例如,一个城市的城市人使用手机的时间越长,这个城市“醒着”的时间也就越长。这些数据试图呈现一个活跃着的城市的状态。那里的人们总是在移动、交谈,总是在寻求改变。


活跃的公司人通常会每个月更新自己的简历,或结交新的人脉。这些人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提升有更高的要求,换句话说,就是不安分的人。


“不安分”对公司而言,意味着机会,对于城市人而言,它代表了一种向上的状态,这是为何新一线将“职场活跃度指数”纳入考量的原因。


《338个中国城市全新分级,谁是“新一线”?》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这一维度,杭州的得分超过上海,是新一线城市中的第一名。过去,人们更多想要去杭州过一种休闲的生活,现在你会经常听到年轻人想要去这座城市创业或者开始一段充满挑战的生活。


杭州没有形名之累和定位之困。同时又是一座极其包容的城市。于是,杭州拥有了包括阿里巴巴等在内的诸多大大小小的互联网创新公司。创新活力之城,杭州名副其实。


黑格尔有一著名比喻: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精神生活的民族就像一座没有供奉神灵的庙宇,尽管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徒有其表。同样,如果一座城市没有自己的城市精神,即使各方面的硬件设施非常气派,也不过是物质、人口的集中之地,而可能并非真正的城市。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沈湘平说,城市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态,城市精神则是一座城市形而上的精气神,是城市之魂。


城,需要豁达与普惠的“世界观”。有怎样的城市格局和精神,就会汇集怎样的人和力量。


图书出版编辑在桑德斯所著的《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徙与我们的未来》中译本的封面上这样引文推荐道:


“我希望孩子们有一天能够了解——了解我们为什么那么长时间都不在家,了解我们为什么没有在他们学着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陪在他们身边,了解我们所做的牺牲。我相信我们可以弥补他们。我们希望为他们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吃得了苦。”


城市时代的历史,其实有一大部分是由漂泊的无根之人早就而成的,是由那些“外乡人”和“本地人”一起苦干而成的。上一次,人类用一个多世纪的城市化,为西方和世界带来了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并直接造成了人类在思想、治理与科技领域的彻底变革。


如今,世界各地的落脚城市正在创造新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是好的,还是坏的,一切都不确定。未来不可预知,唯有不断向前。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人与城是休戚与共的合作——想象一下,未来的多少年之后,区块链思想将有助于人与城达成“真正的共识”,并拥有更好的一个未来。





不过,一切都是以开放的格局、创新的果敢和积极的面对…而开始的。除了杭州,中国的其他城市同样在积极的拥抱着区块链。


在2018年中国“两会”期间,71名自治区政协委员联名建议:广西应抢先发力,加快引进和培育区块链产业。


他们提案提出:广西应确定区块链发展战略,尽快出台关于加快区块链产业发展的决定、产业规划、工作方案等系列文件,做好顶层设计和实施落实计划。加快引进和研发区块链技术,实现“区块链+”与行业的广泛、深度融合,并力争作为样板工程在全国推广。


设立区块链产业发展基金,建立基于区块链和可信网络的创投孵化器;共同发起区块链联合产业基金,为区块链产业落户广西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范九伦则建议,发展数字经济,抢抓产业竞争制高点。


即科学编制陕西及各地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方案,各相关部门要根据规划要求,建立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工作协调机制,各地结合产业状况和实际条件,制定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具体方案和工作措施。


瞄准区块链、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数字文化等领域,建设特色鲜明、国内一流数字经济示范基地,为其他区域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标准和方案。


雄安的一举一动更是深受瞩目。


3月2日,在中国银监会、河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河北银监局批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大型银行的河北雄安分行开业。值得关注的是,四大行相关负责人皆表达了将会发挥科技优势,建设智慧金融。


中国中西部城市对区块链热度也普遍高涨。成都、重庆、宁夏、内蒙等省份、自治区都在自己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写上了有关区块链的“内容”。同时,来自这些省份和自治区的“两会”代表、委员也积极就区块链进行提案和发声。


到底”区块链“交锋何去何从?中国的哪一座城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块链第一城?其实,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城市正在全力拥抱着区块链。


与此同时,中国民间有关区块链的热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区块链已经成为让中国的”双创“再次神奇般的”复苏“。


人们在焦虑、热切、渴望、争议、盲从、思辨…情绪和行动中,将区块链在中国的热潮一次次推高。区块链火了。


“我们并不需要争论人类是否会走向没落,而是与时间斗争。”《第七感》的著者雷默这样写道:行动吧,就是现在!


四、 科技替代“引进技术”、“比较优势”?


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期间,一直试图以“技术引进”和“比较优势”来取得成功,但喜忧参半。中国一直处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中下游”,很是被动。尽管当时有“人口红利”的支撑。


“引进技术”对于中国工业技术能力发展的贡献最多只能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


通过“引进技术”、合资组装外国产品以及外资设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厂,虽然可以在中国生产出来看上去技术水平更高的产品,但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却越来越陷入停滞甚至萎缩的状态。


问题不是出在学习外国技术的必要性上,而是出在放弃自主开发努力的行为上,这使“技术引进”成为没有技术学习内容的技术依赖。


“比较优势论”从长期来看,并不持久,比如富士康集团近几年就面临着劳动的各种问题,而以此来参与全球分工不能带来真正的持久的竞争力,本来就较低的盈利水平也一定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


尽管路风教授也认同这样的事实:许多传统工业的价值链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发生了分离,即发达国家的企业掌握着品牌管理、产品设计、核心元件供应和营销等产生高附加值的环节,而生产制造等低附加值的环节被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但路风教授同时认为:“在这种波浪式的技术变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价值分配地位取决于该国企业能否不断在高端经济活动(领导部门和价值链高端环节)中占有一定的份额”,“中国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是一个落后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等级结构的下方。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质是改变自己的结构地位,所以必须把发展技术能力置于重要地位”。


这样的观点,其实也得到了新近流行的畅销书《变革中国》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哈里·科斯的呼应。


他毫不掩饰地批评道:尽管中国的生产型企业在全球具备竞争力,但大部分企业仅仅在依靠低廉的生产成本打价格战,在创新与提高质量方面,这些企业依然在苦苦挣扎。


由于创新乏力和缺乏独一无二的产品,许多中国的企业依赖订单化生产——从海外市场接受订单,贴上外国的商标之后销售。


对于要重返世界第一的中国经济而言,这种窘况,我们姑且称之为“没有产品的生产”,实在不敢恭维。


科斯的批评其实不无道理。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目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与劳动生产力依旧远远落后于美国;而即使再2009年美国的制造业生产的商品依旧高于中国,美国的制造业依旧领先于有着众多工人的中国。


同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正在重启制造业复苏的计划。按照这样的逻辑和趋势,中国能否撑得起“世界工厂”的称谓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更不要说中国制造业如何从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了。


因此,科斯在《变革中国》里这样毫不留情地戏谑:“即使中国在21世纪中叶像众人所预测的一样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生产力依旧只能排在中游水平,如果她无法显著提高其创新能力的话,这将成为现代人类史上一个前无古人的例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非生产力最高的。”


科斯所说的“创新能力”实际上,就是“技术能力”的实现与提高。


在笔者看来,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往往是通过一群企业的竞争力来体现的,而这就需要考验的是创新与生产力,即能否通过自主创新与生产力的提高来积极创造新产品并进而创造新行业,就像当初的美国和日本一样,最终早就一群世界的知名品牌。


无论是19世纪的英国,还是20世纪的美国,亦或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都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而共同的本质就是通过“技术能力”实现全球竞争力。


尽管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其本质并不是“技术能力”所获得的,而是通过“产品内分工”的低端环节或区段来获取的。相应的,中国经济也就自然表现出结构性缺陷,这种缺陷也自然导致一个见怪不怪的“中国式现象”。


对此,科斯给了这样的形象描述:我们既能在沃尔玛找到“中国制造”的身影,也能在高端百货商店里看到中国的产品。从鞋类、服饰,到家具和电子产品,中国的制造业如今已经可以生产几乎所有种类的消费品。中国出口商品数量的剧增,已经让全球消费者以“中国价格”享受到了琳琅满目的各种消费品。但是,大部分美国消费者记不起任何中国品牌,即使他们的家中已经遍布中国制造的产品。


这的确是一种“悲哀”。究其本质,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中处于低端环节或区段,没有“技术能力”,没有品牌效应,没有占据价值链的中上游。据此,我们就能认为中国的未来没有一种继续向前大发展的可能性吗?


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物联网等,它们正在替代之前的“引进技术”和“比较优势”,正在成为中国的新动能。这一次,中国立志做个“当仁不让”的“抢跑者”。


这些都将牵扯到世界新秩序和新体系——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又将何处去?


2017年12月12日,人民网理论频道刊发了由冯颜利和唐庆撰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作者这样写道: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自提出以后,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等全球合作理念与实践而不断丰富,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提升,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生态和谐、国际和平事业、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五、 我们正在第四次全球化的路上


实际上,人类在此前历经了三次全球化:


第一个是航海时期的海洋全球化,中国大明王朝错失良机。


第二个是近现代时期的货币与贸易全球化,中国自清以来也是落后挨打,尽管联合国席位扳回一席,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后的世界秩序由英到美,和中国没啥关系。


第三个是适于上个世纪末的数字时期的互联网浪潮——科技全球化,中国与西方各有千秋,在“中心化”与“巨无霸”同时,也造成了个体和社会的被瓦解,中美之间的新对抗新矛盾加剧,原来的世界秩序开始摇晃。


如今,是在第四个全球化的路上——社会全球化(或共同体社区全球化),科技成了助推器、引然机,无国界的合作与纷争成为必然,但与科技这条明线相比,人们的社会情绪与社会心理的“海洋”要不吞噬世界要不清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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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区块链 监管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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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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